在中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中,农民兄弟占了相当于的多数。可是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怎么最合理地使用自己手中的闲钱,怎样当个农民金融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在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过着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的贫困生活。而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则已经开始明白了,钱能生钱,钱能生息。他们已经开始在思考：怎样最科学合理地指挥手中这支大军--余钱了,或存银行,或买债券,或买国库券,或买股票。不过说实在的,他们大多也都处于初醒阶段。据笔者对20多个省市所进行的观察调查,深圳、上海、温州、珠海、顺德、广州的居民较快地具备了较高的金融意识,而其中的佼佼者,有的简直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毕业的金融研究生、教师还高明。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平民金融家--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

1993年7月的一天,一见到复旦大学学生会贴出的邀请杨百万讲学的海报,我就兴冲冲地赶去参加。一进济济一堂的教室,同学们便轰地笑开了,全场齐声鼓起掌来--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亦来拜杨百万为师了。杨百万,40多岁,胖胖的身材,说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清晰的普通话。他的演讲生动、精彩,充满着哲理与智慧的火花--两个多小时中,无一人离场。会后,同学们介绍我和他见了面,他谦虚地说：侬是正宗的教授,向侬学习。从此,我们就认识了,多次来往,电话不断。

杨怀定是以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省事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妻子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他自己也在业余干点推销活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有了2.9万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线天后,事情查清了,是别人干的,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士为知已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定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就这样,在人们一个心眼往国营大工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辞职了。这一天是199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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