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看，这花生长得多好啊？间作的玉米棒子长得也不小。今年我们采用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每亩预计增收600多元。”9月30日，高唐县金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金刚，站在示范田里高兴地说。

金刚合作社理事长赵金刚（中）与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么传训（右）等查看花生果实。

当天，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千亩方测产暨秸秆饲草化推进观摩会在高唐县清平镇召开。由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学会和高唐县人民政府主办的这次会议，吸引了省内外众多专家、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前来参观。

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万书波带领花生栽培团队，从2010 年起研究和推广应用的一种生产新模式。

该模式发挥作物边际效应和花生生物固氮双重优势，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和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的自然功能，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造成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化肥农药使用量较多等问题，对缓解人畜争粮、实现稳粮增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测产，认真丈量验收面积。

专家测产，细数玉米果穗籽粒数。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等单位的专家，走进清平镇代官屯村，对金刚合作社管理的300亩示范田，测产验收。这片示范田采用6行花生和3行玉米间作模式，平均亩产玉米籽粒561.3公斤、花生荚果179.0公斤，同时每亩收获玉米秸秆鲜重1998.5公斤、花生秧797.2公斤。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么传训多年参与指导高唐县各个乡镇示范推广，非常看好这种模式带来的经济效益。他说，采用这种模式，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计算花生和玉米总收入，除去农资等生产成本投入，比单种玉米每亩增加收入大约500-800元。

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汤丰收评价说，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是一种适于机械化作业的粮油均衡增产生产模式。

采用这种模式，首先稳定了粮食产量，增加了油料产量，缓解了粮油争地的矛盾，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次，通过禾本科作物玉米和豆科作物花生年际间交替轮作，充分花生根系的生物固氮优势和作物间生态互补效应，有利于增加农田生物多样性和培肥地力，有效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生态效益明显。同时，“玉米基本不减产，花生算白捡”，增加了经济收益，又能调动种植户的积极性。

与会嘉宾和专家们现场观摩。

花生秧机械收获现场。

据了解，自2015年起，万书波研究员带领团队连续8年在高唐县进行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示范推广，目前已在种植模式、品种筛选、农机配套、节肥节药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最近，团队在花生秧和玉米秸秆的混贮饲草化研究利用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在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下，每亩可收花生秧500-800公斤、玉米秸秆1600-2000公斤，二者混贮，可调制为优质饲草2.4吨左右。经山东省农科院肉牛团队在曹县恒昌、阳信借箭牛场，开展混贮饲草养牛试验，结果表明：花生秧占比在20%-40%范围内，混贮饲草的品质均能达到优质饲草能量标准。

其中，花生秧占比30%左右时，饲喂肉牛的能量转化效率最高。采用花生秧和玉米秸秆混贮饲草饲喂肉牛，与全株青贮玉米饲草对比，肉牛每增重1公斤，成本降低0.5元。

生产上推广花生秧和玉米秸秆混贮饲草，替代全株青贮玉米，相当于每亩多收400-500公斤玉米籽粒。这样既能实现豆粕减量替代，又能增收粮食，真正缓解人畜争粮的矛盾。

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自2017年起，玉米花生带状复合种植连续多年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并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

开幕式之后，与会嘉宾现场观摩了示范田，玉米茎穗兼收机械收获、花生机械收获和秸秆混贮裹包饲草化利用演示。

在观摩会现场，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杨武杰表示，希望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做好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引进落地、示范推广工作；研究团队加大一体化智能播种机、花生秧果兼收机的研发力度。

大众报业·农村大众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高华鑫

文/福布斯中国

11月11日24点，一年一度的双11画上了第14个句号。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双11开局低调，结局平淡。猫狗没有办晚会，没有以秒为单位刷新的数据，“双十一”词条更是处在微博热搜榜低位。舞台上的平台、商家、消费者黯然。即使这场购物狂欢已谢幕3天，依然有人在追问：双11变了，我们还需不需要这样一个和普通促销日越来越像的全民购物节？

“没有GMV，不用再等了。”一位接近天猫的内部人士在11月11日23时向福布斯中国透露。

不同于曾经两大平台的隔空打擂，今年天猫京东双方均未公布GMV，而是低调笼统表述双11战绩：“稳中向好”“再创佳绩”。走过GMV疯狂增长的岁月，在流量和销量中、增量和存量里，平台和商家变化了思路——舍前者，取后者。这不仅是基于当下经济形势，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新选择，也是电商行至今日必然的返璞归真。

“双11不止是一次活动，更是能量的场……所以我们把每年双11都看作是系列感的、有延续的一个整体。”三顿半创始人兼CEO吴骏在2022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上的发言，从商家的角度揭开了双11乃至电商行业的变化趋势。

消费行为被描述为能量场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是一个有关长期的故事。在整个互联网红利见顶的大环境下，多元商家，多平台混战，用户增量空间趋近天花板，商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已成为行业共识，需要更新战略与理念。

今年早些时候，淘宝天猫产业发展及运营中心总裁吹雪曾公开表示，今年双11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体验，二是商家的用户增长。而这正好与淘宝天猫“从交易走向消费”战略的核心举措一一对应——往前，做深消费决策内容，往后，做好售后、物流和履约。

过去，新媒体语言、新达人种草、新主播安利以及新疫情的环境让消费行为变得情绪化。滤镜褪去后，理性客观占据上风，曾经的新消费正逐渐过渡到价值消费。但只有“价”是不够的，还要不断提升“值”——性价比、实用度、增值服务和情绪价值。

以增值为交付目标，以增效实现可持续增长，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和更好的体验，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流量带来的增速是短暂的，对电商们来说，实质竞争最后都会走到供应链竞争上。考验的是其后端供应链、产品品质、履约服务的实力。这是一场从线上回归实体的竞赛，也是平台和商家真正需要静心沉淀、打磨内功的“能量”。

走过14年，双11的“边际效应”递减，GMV失效后，也许双11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促销活动，但它蕴藏的启示却是长久的。当我们重新审视今年的双11，会发现这是一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消费行为不会只在双11这一天爆发，而是作为能量持续弥散，为平台和商家提供长期主义视野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增长，不一定留存数字变化，而在蓄势中厚积薄发。

“双十一”的第一波快递已经开箱

第二波紧接着安排上

购物狂欢早已从一天延长为一个月

在这个各路商家

使尽浑身解数的大促氛围中

不买点什么仿佛就“错过了一个亿”

然而

在“买买买”的声音

却有一群人说“不要买”

它来自豆瓣的“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

这里有近30万人

他们尝试对购物这一行为

进行反思与审视

该小组成立一年多，目前拥有近30万组员。对于组长“碎碎铁”来说，这也是始料未及的。“当时是想分享一个建议大家不要头脑一热就去买收纳柜的帖子，因为发现很多时候收纳柜并没有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反而变成另外一个需要收纳的物品。寻找后发现没有这样的小组，就自己建了一个。”

“消费主义逆行者”，顾名思义就是走在消费主义对面的人。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不要买”更能传递它的特征，并称其为“不买组”。

“很多人理解这个小组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消费、省钱。其实不是，只是不被消费主义裹挟，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求，过物尽其用的生活。如果一样‘无用’的物件让你非常喜欢，看到它会让你安心或愉悦，也是不用抗拒去购买的。”“碎碎铁”表示。

从2009年算起

“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

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

跟往年相比

今年的“双十一”人气已经有所降温

市场口碑也变得更加多元

一些反思的声音值得重视

“双十一”最初的核心卖点就是打折促销。动辄五折的大幅让利刺激了购买欲望，释放了消费潜力，也活跃了市场。此后，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商家和电商平台加入，“双十一”逐渐演变成为一场盛大的购物狂欢。

价格是市场竞争的利器，适度的价格竞争可以激活企业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倒逼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可以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互惠共赢。然而近些年来，“双十一”打折却慢慢变了味。随着促销规则越来越复杂花哨，一些平台和商家偏离了真打折、真让利这个核心，变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噱头，甚至变相宰客的套路。在促销的热闹表象之下，一些促销商品到底有没有折扣、有多大折扣，已经变成了一道道运算复杂的“奥数题”。一些媒体对某些平台、商家和商品进行了长时间跟踪比照，结果甚至发现“‘双十一’期间价格全年最贵”。

受到诟病的不只是价格。“双十一”从部分消费者“无脑买”的时间窗口，变成了一些商家难得碰上的“良机”，为他们大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大开方便之门。在销售洪峰袭来之际，一些平台和商家的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对消费者显失公平的格式合同也大行其道，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刷单、虚假点评、数据造假成为一些平台和商家“公开的秘密”。凡此种种，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与应该倡导的理性消费、健康消费背道而驰。

在今年的“双十一”前夕，市场监管总局向全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下发《关于规范“双十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结合近几年“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及消费者的投诉情况，梳理出六点事项提请广大消费者注意。这些工作提示和注意事项都有的放矢，也从侧面印证了相关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

网络促销活动乃至整个电商行业要获得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纠正种种偏差和乱象，回到促进理性消费、健康消费正轨上来；还应该通过持续创新，不断适应消费者需求的新趋势、新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出现了升级换代，变得日益多元。在今天的市场环境里，特别是对于大批年轻的新生代消费者来说，简单粗暴降价的边际效应已经在递减。动辄对折的价格战也不见得科学理性，甚至可能损害行业的未来成长空间，透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有损健康的生产经营消费秩序。

事实上，那些行稳致远的百年老店、知名品牌，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往往都不是价格，也很少采用低价倾销，甚至打恶意价格战的市场策略。市场竞争真正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值得更多的商家和平台去研究思考。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缔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给商家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在“90后”“00后”等世代的年轻消费群体崛起之后，传统的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相对来说，年轻群体更加追求商品服务的个性化、独特性和创意内涵，注重通过市场消费来满足自我的精神、情感和文化需求。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商品服务本身已经不是唯一的诉求，它们所蕴含的符号、文化、精神情感内涵等延伸性价值，以及由此带给他们的文化体验变得越发重要。除了价格之外，如何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以更好的质量、更优的服务、更丰富的文化附加值去满足消费者需求，值得平台和商家倾注更多的努力。

本文综合自：上观新闻、中国新闻网

相关作者：封寿炎

来源： 解放日报

【科技随笔】

作者：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政策的导引下，基础研究很快将会成为中国科技的下一个热点领域。为了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避免出现“一窝蜂”以及滥竽充数现象，需要设计与制定合理的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与评价标准。这是最直接的调控工具，应该认真对待，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

我们需要探讨如下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偏好与激励机制如何设计？其次，基础研究成果如何评价？

基础研究是探究事物本质的研究，其成果离市场化应用很遥远，这也就意味着此类研究商业化和变现的能力都比较弱，而且其成果的取得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拓宽人类的认知视野与增加人类的知识库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基础研究是需要热爱和情怀的，毕竟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所有动机中排在首位的要素。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与量化考核越来越精细化的双重挤压下，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基础研究事业很容易萎缩，很少有人乐意从事。毕竟，作为理性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从事基础研究的成果和收益是不确定的，如何评价他们的努力就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有效的激励机制应该把从业者的个体偏好与激励靶标匹配起来，只有这样，基础研究队伍才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规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整个科技大厦源源不断地产出基础性知识。

基于这种理念，笔者认为在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设计中要考虑如下两个问题：首先，研究队伍的适度冗余原则。换言之，要保障基础性知识供给的连续性，要适当地扩大基础研究队伍的规模，避免人才队伍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并始终维持在一个适度宽松的规模。按照偏好程度，基础研究人才的队伍结构可分为三层：核心层、中间层与外围边缘层。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在科技共同体中有一部分人既可以从事基础研究又可以从事应用研究，从队伍结构来看，这部分人处于外围边缘层。在政策调控下，一旦从事基础研究的收益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那么这些人会从应用研究领域撤回到基础研究领域，反之亦然。其次，通过激励机制形成知识的蠕变效应。所谓的知识蠕变效应是指在持续稳定的微小投入刺激下，经过时间的累积作用，最后带来基础研究局面的重大改变。

为了使上述激励机制的设计目标平稳落地，需要对基础研究进行细分。笔者曾根据研究的不确定性与难度把基础研究从0到1的突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0~0.5、0.5~1以及1~N阶段。

基础研究的0~0.5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漫无目的的探索未知的研究，完全无法规划与预测，它理应由科学共同体中最具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体来承担，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类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比较稀少的，他们是基础研究队伍的核心圈层。那么，在这一阶段，国家只需要辅以不计任何回报的适当投入即可。

在0.5~1阶段，由于研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此时需要由那些持现实主义理念的科技共同体成员来完成，这是基础研究队伍中的基本盘（中间层），同时也是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战场，其绝大部分投入由国家提供，所谓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主要在这个阶段内展开。

至于1~N阶段的基础研究，这部分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成果横向扩散与拓展阶段，由于基本科学原理已经明确，它完全可以由基础研究团队中持功利主义理念的外围人员来完成，从而加快实现从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这些基础研究队伍中的外围人员通常是指那些介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归属方向完全由两个相邻研究领域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即哪个领域边际效用高向哪个领域转移，这种现象也是基础研究活跃度的重要检验指标，理想状况下，它的投入主体应该主要由市场来提供。

由于基础研究各阶段成果产出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对基础研究产出的评价必须考虑时间折扣效应。所谓时间折扣是指人类倾向于对更远的未来发生的结果赋予更低的价值，由此导致我们在评估中更喜欢即时满足而无法忍受延迟满足。遗憾的是，基础研究成果不像应用研究成果，前者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看到它们的价值，而后者往往能立竿见影般很快就显示其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评价中，我们经常对基础研究成果给予低的评价，而对于应用研究成果给予高的评价。

这种评价的差异会影响科技共同体成员对于收益的计算。因此，对基础研究产出的评价必须是基于回顾性的、历史角度的。这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对于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给予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冲抵评价中由于人类认知造成的时间折扣效应，从而向科技共同体成员传达明确的激励信号：承认可以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而且回报可观。

同时，笔者认为，在推进基础研究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三种情况：首先，警惕科技界的机会主义盛行。政策倾斜带来资源投入的增加，易导致以哄抢资源为目的的投机分子大量无序涌入，从而破坏基础研究的研究范式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其次，在基础研究中设立研究“特区”。尤其是在0~0.5阶段的基础研究，利用政策工具稳定核心人才队伍、稳定基本投入，超长周期评估，这部分的投入要完全基于无功利性目的来运作，甚至抱着颗粒无收的决心，这是国家为获得新知识、新思想必须付出的成本；再次，要避免由于懒政的短视把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式简单移植到基础研究领域的做法。毕竟从功利主义评价模式向理想主义评价模式的转变是一种彻底的认知转变，也是灵魂拷问。而这些我们已经遗忘得太久了。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4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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