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七公片区开发 ，作者新七公

一年来，很多读者在公号后台提到EOD模式的操作方法及案例需求，为此，近期我们开展了一次针对EOD项目的专题调研，先后调研了10个EOD或环境整治方面的项目，分别为成都芯谷杨柳湖片区综合开发EOD项目、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项目、高密市临港新城（西区）城市更新及胶河生态治理EOD项目等10个项目。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除了采用了PPP模式以及合规使用土地出让收入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固定回报兜底承诺等方面的违规举债行为或其他违规行为。

一、PPP是支持EOD的有效模式

业界基本上都能够接受，PPP是支持EOD有效模式中最简便易行的一种。主要优势在于合规性易于掌握，虽然PPP的程序较为繁琐，但由于已经推行多年，技术已经基本普及，因此，总体上来说比较简便易行。从资金筹集的角度来说，难以规避的缺点是，PPP要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空间的限制，而对于动辄十几、几十亿的EOD项目，地方日渐匮乏的财承空间确实是有些承受不住。

【合规案例】-PPP模式

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项目是国内首次将EOD模式应用到整个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项目。

2019年5月6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EOD项目总体方案和市场化实施方案的通知》（下称《实施方案》），对蓟运河（蓟州段）EOD项目进行总体部署，并对项目实施方案规定如下：

1. 本项目采取PPP模式，区政府采用引入投资建设人的方式确定合法投资建设主体，与政府指定的平台公司依法成立流域投资公司；

2. 项目总体合作期限为20年；

3. 资金构成为项目资本金30%、融资70%。积极争取各级专项资金，提高项目资本金比例，同时争取政府债券资金，减轻融资压力；

4. 项目回款来源包含了水系综合治理专项资金、土地资源收益、经营性资产收益、政府购买生态服务、多元产业收益与股权转让所得；

5. 流域投资公司为公司治理组织架构。

2019年天津市蓟州区水务局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取本项目的投资建设人，其在采招网发布《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EOD招标公告》。2019年8月2日采招网对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EOD项目的中标候选人进行公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本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工期为20年，中标额约为65亿元。该项目目前已顺利确定了社会资本方，已进入项目执行阶段。

【案例点评】

有些读者提及，该案例涉及了使用土地收益的做法。我们猜测，该案例发生于2019年，由于2019年发布的财金10号文明确说明没有向前溯及力，因此该项目可能不受财金10号文“新签约项目不得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PPP项目运营补贴支出”的规定所限。不过，因为财金10号文已提出了明令禁止，所以，这种做法已不具备可复制性了。

虽然如此，该案例仍不失为采用PPP模式实现EOD目标的示范性案例，即使不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运营补贴支出安排的来源，也照样可以合规地落实、推进项目，唯一限制性条件是财承够用。

二、土地收入是支持EOD的动力源泉

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集工作中，土地资源禀赋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之一，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一点，在国家颁布的要素文件中，亦可以看到。

(一) 对土地收益反哺EOD做出政策安排

天津市蓟州区是较早对利用土地收益反哺EOD做出规定的地区：

创新政策机制。用活土地资源收益。创新土地供应政策，建立健全多元化土地利用和土地供应模式。支持流域投资公司开展土地整治，按比例分享土地指标交易收益，支持流域投资公司参与区域内土地一级开发，获得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益。提前收储流域范围内及毗邻区域可开发地块，流域投资公司可分享土地出让收益和开发运营收益。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EOD项目总体方案和市场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并在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求：

专项资金来源包括......：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原则上对于流域投资公司在蓟州区自主开发的项目，政府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并按国家规定计提土地出让净收益部分以外，将全额作为项目还款来源；对于流域投资公司在流域综合治理1公里范围内非自主开发的项目，政府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并按国家规定计提土地出让净收益部分以外，将全额作为项目还款来源（新城公司整理地块范围内双方协商一定比例土地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对于流域投资公司流域综合治理1公里范围外毗邻区域非自主开发的项目，政府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并按国家规定计提土地出让净收益部分以外，以一定比例土地收益作为项目还款来源。

蓟运河（蓟州段）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及产业综合开发EOD项目市场化实施方案

山东潍坊的高密市临港新城（西区）城市更新及胶河生态治理EOD项目，总投资额84亿元，在项目文件中明确说明“土地征拆整理”等：

项目概况与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高密市临港新城西区。建设内容：主要开发内容包括胶河生态治理、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安置房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及土地征拆整理等。

山东潍坊高密市临港新城（西区）城市更新及胶河生态治理EOD项目网络公开信息

(二) 如何理解环办科财[2022]6号文？

很多同学在这个环节问到2022年环境部的6号文的《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首先，通知中提到的，“除规范的PPP项目外，不涉及运营期间政府付费，不以土地出让收益、税收、预期新增财政收入等返还补助作为项目收益”，天津市蓟州区的文件并未做出“返还”或“补助”的安排，二者不是一回事。

另外，各部委均有其各自的职能分工，其文件效力仅限于其部委职能分工范围内。此部委提及彼部委的业务，可能是一种理论探讨，也可能是出于免责的考虑。对于具体细节要求，还是要以业务所属的行业主管部委的意见为准，财政资金如何使用方面的规定，还应以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为准。

(三) 瓜分土地出让收入是禁止行为

也有同学提出该项目向社会资本投资人提供土地出让收益分成，这个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在PPP项目披露信息和天津市蓟州区官网披露的相关制度中，仅有这样的表述：“政府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并按国家规定计提土地出让净收益部分以外，将全额作为项目还款来源”，这一表述虽然不太严谨，应表述为“......全额作为项目收入来源”，但不管怎么说，它与“土地出让收益分成”可是千差万别的两回事，前者是地方财政对于项目中财政付费机制的安排，后者是违规违法分配财政收入的行为。

美中不足是，有些项目本身并没有生地的征拆建设过程，直接安排使用土地出让收入，虽然并不违规，但在项目本身没有生地开发的情况下，土地就不必然会出让，收入也不必然取得，那么如果土地未能按期出让，收入如何安排呢？这里面是一个bug，如果另外隐藏着一个兜底回报条款，那就是违规举债了。其他的有关土地出让收入合规使用的要点，我们在公号专题里曾做过长篇累牍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了，写不下。

三、违规主要表现为兜底承诺、虚构收入

(一) 固定回报的违规举债

【违规案例】华东某环境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包括①污水收集处理建设，②河道生态修复治理，③道路建设，④旧城出新及安置房建设。

项目合作周期:8年，暂定采用“N+5”年，“N”为 工程建设期3年，以投资合作方项目资本金首次到帐之日起计算，“5”年为还款期，同时确保按工程计划在总承包建设期内完工。

【案例分析】造成固化的滞后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就是新增隐性债务的违规举债行为，项目中出现建设期和还款期的表述，就确定是违规举债。

(二) 兜底承诺的违规行为

与一般固定回报类型的违规举债行为相比，EOD项目仿佛呈现出兜底承诺违规类型更多的趋势。固定回报违规，确定地属于违规举债行为；而兜底承诺，不仅仅是一种违规举债行为，由于其也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有可能属于更严重的违法行为。

【违规案例1】华中某EOD项目 项目整体采用运营产业反哺+资源补偿的回报方式，还款来源为产业园项目、光伏发电项目等进入运营期后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不足部分由招标人进行差额补足，超额收益部分由招标人享有。

【案例1分析】差额补足是典型的兜底承诺类型，即使是由平台公司招标，对于穿透来看仍将由财政承担的固化滞后的支出责任，则仍为违规违法行为；且，不会因为超额收益由招标人享有等条款而免责。

【违规案例2】华东某EOD项目 项目资金来源包括社会资本方在特许经营期内厂房租赁、文旅产业运营、停车场运营 、产业发展服务等经营性收费，项目开发收益（包括相关新增税收收益）等专项封闭资金，......同时，约定支付不足时，招标主体应通过其他方式以双方认可的预估同等价值的资源对项目资金进行补充，且差额部分按五年期LPR的2倍加计违约利息，若超过既定期限，社会资本方可提前无违约责任终止项目。

【案例2分析】兜底承诺，虽然是企业兜底，但如穿透来看是由财政承担的固化滞后支出责任，则仍为违规，而对于该项目所提及的经营项目来说，是不可能有充分市场化经营收入覆盖的。

(三) 虚构夸大收入

虚构、夸大收入的做法也经常伴随着固定回报、兜底承诺两种常见违规行为发生，表现通常是：收入是虚构的，然后靠一个附加的兜底条款。

(四) 股权回购=BT违规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股权回购的违规行为。

地方政府承诺以逐年回购的方式支付工程建设款项的行为，是BT违规行为；

一样一样的，

地方政府承诺以回购股权的方式支付工程建设款项的行为，也是BT违规行为。

我们认为，“股权回购”违规，是最不尊重监管部门的一种违规做法，这规违得也太草率随意了吧，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嘛。

(五) 排除XEPC和特许经营对合规性判断的干扰

日常业务咨询时，我们发现很多读者被各种EPC和特许经营干扰了对合规性的判断能力。这里，我们给大家强调一下：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EPC或者特许经营，都跟EOD合规性没关系。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模式，是否造成了违规举债，核心判断要点都是：是否会造成固(GU)化的滞(ZHI)后的地(DI)方财政支出责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谷子地”。

特许经营本身并非一种模式，而且更不能作为合规的护身符了。相反的，由于现在已经不存在收益能够覆盖基建投资的市场经营项目，因此，除了采取PPP模式之外，所有的特许经营项目都是违规举债行为，无一例外。这一点的论证过程稍有复杂，我们在这里也不赘述了，写不下。

文中如有项目信息错漏，或其他项目信息，欢迎读者发来项目招标文件信息，共同学习探讨。

作者 l 陶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一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近20% 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发展与否、业绩如何、可持续性怎样，对当代全人类的命运，尤其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能否有效走出贫困，都具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过去 70 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互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引发了非比寻常的跌宕起伏。

过去 40 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贫困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开放程度很低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沧海桑田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很好地回答如下问题：

70 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 30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1976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 40 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 40 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处于进行时？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分别是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下的中国转型模式》和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陶然 著

一頁folio 出品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不仅存在，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二

要讨论中国的转型发展模式，就不得不涉及国内和国际学术界近年围绕“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出现的巨大争议。

无论是学术界、思想界，还是大众媒体，乃至政府部门，对“中国模式”的提法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都有巨大的争议。支持论者认为，存在一个值得研究也可被其他后发国家借鉴的“中国模式”，并能为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可行的别样发展路径。

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立论出发，不少学者开始探寻各种可能引发中国转型期高增长的特殊性制度安排。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中充满了对中国特有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安排的搜寻。

有学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转型早期的高速增长，更有一些学者将此观点扩展到整个改革时期，认为中国过去 40 年一直存在的“分权型经济管理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率为主要指标，自上而下且层层加码的“地方主官考核和提拔体制”。因而，地方官员不仅有财政激励，更有很强的政治激励去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中国也因此取得了不同凡响的转型业绩。近年来，这两种观点开始合流，并提出，“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是转型期中国实现高增长的特有制度组合。

与以上支持“中国模式”的观点相反，有不少论者从根本上否定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在这些否定者看来，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恰恰是因为政府和国企不断退出各个领域，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拥抱市场和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场经济试验。尽管当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势黯淡，但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经济的确改变了中国。虽然中国政府确实打造了国家冠军企业，兴建了基础设施，并能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经济下滑时迅速作出反应，但在许多方面尚需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在相当时间内，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他们还提出，如果说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很多隐患和挑战，恰恰是因为市场机制还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国有企业仍在一些部门保持主导地位。甚至一些论者还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改革在实效层面有所成功，顺利推动全面转型的风险却日益增大。

更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治理实践尚不足以称为“模式”，而只能被归纳为一种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反应性理政”，更进一步给出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几个“标准化”理由，即某个体制要被称为一种“模式”，必须满足如下四个方面的标准：（1）模式应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2）一种模式应跟其他模式不同，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 3 ）模式一旦确立后便能够被他人模仿，即具有“ 扩散性”；（4）模式应不仅被实行主体承认，还应该被他人认可。

首先，中国的治理模式并没有趋于稳定，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常态，不断有之前备受肯定的政策后来又被否定；其次，迄今为止中国取得的进步，与其说是独特的，不如说是因学习市场化而取得的进步。即使非要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由国家主导经济，但也早就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模式”的先例，中国不能算是例外。而且，如果说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体制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则又有新加坡模式的先例，因此也很难说是中国的独创。总之，如果某个模式的特点既不清楚，也不稳定，就更谈不上可以被模仿以及“被他人认可”。

在观察中国的转型发展时，那些同意中国政府在过去 40 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论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甚至有部分论者认为，“中国模式”可以为他国所借鉴。那些对中国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作用评价不高的论者，则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因此，关于“中国模式” 的争论多少都存在着以先验价值判断甚至是意识形态站队来决定立场的问题，这都不是学术讨论应该采取的态度。

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领域，政府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也是此消彼长。

一味地鼓吹“中国模式”当然也有失客观，这容易使人忽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国家治理在过去 40 年经历的曲折和低潮，无法清醒地认识经济和社会仍隐含较大风险的客观现实，更会忽视中国制度转型仍在进行时，迄今并没有全面实现的现实。

但是，因为不认可政府在转型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就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在概念和逻辑上都有失严谨。对此， 我们不妨以前述判别某个治理或发展模式是否存在的四个标准来说明。

首先来看“要称为模式，必须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的说法。对转型国家而言，它们大都面临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和再造，此外还有国家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转型，这当然就很难谈得上“制度化的稳定性”，但也不能就此断言不存在一个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是：在不同的转型经济体中，改革的初始条件、关键历史节点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同塑造了各国不同的转型发展路径，并带来了不同的转型发展模式和迥异的发展绩效。因此， 需要研究这些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节点如何互动，考察国际、国内环境怎样引发了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出现的各种冲击，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转型模式和发展绩效，而不应该对“模式”做一个非常机械和静态的定义。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制度化的稳定性”概念本身的价值，因为它恰恰涉及部分“中国模式”存在论者的一个立论基础，即转型中国存在的一些特殊的，甚至是独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转型期业绩突出增长的关键所在。

虽然我支持“中国模式”的提法，还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存在参照系有别但前后紧密关联的多个“中国模式”，但反对通过寻找某种特定的、中国独有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的转型发展路径和业绩。实际上，现有文献中较为流行的“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首先假定存在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地方财政体制或地方主官考核提拔体制，再因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地方政府（或地方主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和地方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但如果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的历史缘起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更深入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献讨论的各类特殊制度安排，无论是财政体制（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和1994 年之后的“分税制”），还是“地方官员考核体制”（包括地方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考核”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责任制考核”），在转型期都是不稳定的，甚至还发生过重大的调整，而且这些特定制度安排的出现及其变化恰恰内生于中国整体转型发展的过程，内生于一些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应该被解释，也完全可以被一些更根本因素解释的现象。但上述理论用这些内生的、不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转型阶段的高增长，自然就很容易出现归因谬误，甚至因果倒置的问题。

更进一步来看，用特殊制度安排解释中国增长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但是，对“制度决定发展” 理论的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是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有助于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的繁荣。

但是，“制度决定发展”理论根本没有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一些后发经济体而言，完全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在只学习先发国家技术和部分（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这个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并不依赖某种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安排，尤其是当这些特定的体制安排本身都不稳定的时候，贸然归因可能会漏洞百出。

特别是对中国这个目前只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转型发展国家，机械地套用“制度决定论”，不仅无法揭示过去 40 余年高增长的关键所在，还会带来对现有模式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错误理解。

显然，转型中的体制不稳定并不成为断言某种特定模式不存在的充分理由，在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时，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把经济转型比喻为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那么从此岸到彼岸完全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路径。既然制度变迁的路径受到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互动的影响，那么不同的互动效果及其后的演化路径就可能对应着不同的转型发展模式。究其本质来看， 主流经济学对“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的区分，即使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说明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转型发展路径，或者说存在不同的经济转型模式。

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上述说法过于泛化地定义了“模式”，中国和苏联最多可以说存在转型路径的差别，而不应该称之为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或“苏联模式”。

然而，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中苏转型的不同路径。如果首先就否认“转型路径”或“转型模式”，就很容易阻碍对转型国家一般性及特殊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更不用说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换句话说，简单否认无助于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懒惰，很容易造成在转型研究上只看“彼岸”有什么进而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简单化态度，最终阻碍对重大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入研究。

更进一步，如果观察 20 世纪末之后中国逐步建立的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将发现，中国的主要经济体制安排近年来已趋于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固化，进而使进一步市场化转型举步维艰。那么，这种日益成形的经济体制是否可以被称为一种“模式”呢？

再来审视关于“模式”是否存在的第二条判别标准，即某个特定“模式”应该和其他“模式”不同，需要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 而中国的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早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和现代化导向的“新加坡威权模式”的先例，因此“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应该追问的是，中国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和“新加坡威权模式”的简单加总吗？且不说“贤能选拔的威权体制”这个说法是否充分刻画了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和新加坡的官员选拔模式是一样的吗？虽然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干预方式有一定相似之处，难道不存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的重大差别吗？

如果对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用缺乏独特性和差异性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就自然没有说服力。

再来看关于“模式”是否存在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判别标准，即成为一种“模式”必须能被他国模仿和被别人认可。这显然是把“模式”误解成了“模范”，用价值判断替代了事实判断。

正确的态度是首先把“模式”当成一个中性词，先“实然”地分析特定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节点二者间的互动如何诱发了特定的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仔细辨析各种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背后的结构性机制和偶然性因素。在没有对重大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发展逻辑深入研究之前，就对某种“模式”展开价值判断，或者因为不支持就直接否定其存在，和简单肯定某种模式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三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界在转型发展研究上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文献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更没有提出和建立简洁且有足够解释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基于扎实的理论构建、实证研究和国际国内的比较分析，对不同参照系下不同阶段的中国转型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刻画，深入研究各时期相应模式的产生背景和运行机制，厘清不同时期模式前后转换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逻辑，这些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学术挑战，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转型发展及其不同模式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者不仅需要对既有框架的洞见和谬误在理论、实证层面进行清理和重估，还需要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重设中国转型发展研究乃至转型发展一般研究的议程。

如果理论本身就是贫困的，而且对本国和他国现实世界的观察严重不足，还受到先验概念和思维框架的约束，我们就很难真正了解真实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重要的研究问题，更不用说在研究基础上预测和提出未来变化的可能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潜在思路。

我设想的读者，是关心中国转型发展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还有城乡发展、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及更新领域的相关工作人员。当然，我更期望可以抵达更广泛的读者，也就是关心中国前途的所有人。*

本文摘自《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序言，有删节

---

《人地之间》，中国转型发展三部曲的第一部

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目录

序　言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之问

绪　论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的整体挑战

一　矛盾与挑战

二　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与局限

三　本书各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 中国增长模式与“土地财政”的兴起

一　两个背景 .

二　两个流行的备择假说

三　驱动中国增长的结构性变化与机制

四　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五　中国增长模式

第二章 “土地财政”下的策略性出让及多重扭曲

一　“土地财政”模式下的策略性出让

二　过度土地城市化与不完全人口城市化

三　房价泡沫化与地产调控难题

四　“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务风险.

第三章　征地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一　进展缓慢的征地制度改革

二　关于征地政策的争议

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前景

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解决方案

五　土地征收与公共利益

第四章　“涨价归公”、公平补偿和征地合法性

一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征地合法性

二　从“留用地安置”迈向“留用物业安置”

三　再论“涨价归公”：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和分配

四　中国的实践和改革方向

五　改革思路的一个小结

第五章　传统农区土地改革的局限和进路

一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

二　农地的确权和抵押困局

三　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困境与改革

四　传统农区土地制度改革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　耕地保护和土地指标交易

一　当前耕地保护制度

二　既有耕地保护制度的局限

三　“土地发展权”与“增减挂钩”政策

四　浙江模式

五　土地发展权转移和市场化交易的顶层设计

第七章　产业升级与城市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

一　工业用地 ：挑战、政策和探索

二　南海实践 ：“工改工” +“工改居”

三　基于一个模拟案例的一般化讨论

第八章　城市更新的困局和模式创新

一　反公地困局

二　珠三角“三旧改造”经验考察

三　模式创新 ：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

四　一个可行性测算

结　语

致　谢

---

 

作者简介

 

陶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1993年、1996年先后获兰州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和2002年分别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200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2003-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2009年-202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22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教。

 

陶然教授的研究专注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多个相关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型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和户籍改革、地方治理及公共财政等。陶然教授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0年和2021年连续入选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中国高引用学者（Chinese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理论经济学”榜单，并在中国户籍、土地、住房改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影响。

 

陶然教授在国内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文社科权威与核心期刊61篇，包括13篇权威社科期刊论文。在英文期刊的论文发表上，迄今为止已发表SSCI 期刊48篇，涵盖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城市研究不同领域的主流学术期刊，2017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论文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18年度“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最佳论文奖。陶然教授已经出版三本中文著作，其中中国转型发展三部曲的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已于2023年2月出版。（据港中大）

九转指标思想来源于技术分析领域著名大师汤姆·迪马克的TD序列，其核心功能为发现当前股价走势的拐点，提高抄底、逃顶的成功率。通过同花顺i问财大数据进行回测显示，九转指标基于个股逃顶和抄底的成功率为68.6%，基于指数逃顶和抄底的成功率为75.6%。

指标逻辑

股价在上涨或（下跌）过程中连续9日达到触发条件会生成数列1、2、3....7、8、9，数列会依次标注在当日K线上方（下方）。只有当股价连续第六天达到触发条件时，数列才开始进行显示，依次显示1、2、3、4、5、6，当第七天依然达到触发条件时则显示7，如第七日未达到触发条件则前面6天的序号消失。第八日同第七日的显示逻辑一样。当第九天依然达到触发条件时，便形成了一个九转结构（序列）。而当第九日未达到触发条件时则前面8日的序号消失，九转结构不成立。股价上涨过程中形成的九转结构称之为上涨9结构，而股价下跌过程中形成的九转结构则称之为下跌9结构。

使用战法

九转指标最核心的用法就是帮助我们有效的逃离股票的顶部区域，精准把握股票的底部机会。当股价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上涨9结构时，此时股价往往位于顶部反转区域，个股大概率面临反转下跌的风险，此时我们因降低仓位规避风险。而当股价出现下跌9结构时，股价往往处于底部反转区域，个股大概率开启止跌反弹的走势，此时可考虑建仓或加重仓位来获取股价拉升带来的超额利润。

案例说明

指数完美逃顶

 

来源：同花顺

 

▲深成指2016.1.26~2016.9.27走势图

 

如上图所示，九转指标精准的规避了2016年深成指的三次大幅下探。2016年2月19日九转指标在深成指形成上涨9结构，预示深成指短期顶部风险加剧，面临反转。随后三天，深成指面临巨大调整，单日最高跌幅一度达到-7.4%。累计调整幅度-11.6%。随后在2016年7月7日和2016年8月16日分别两次形成上涨9结构，深成指不出意外也都进行大幅的下跌。

指数精准抄底

 

来源：同花顺

 

▲创业板指2017.1.3~2017.3.14走势图

创业板在今年1月19日日线级别中形成下跌9结构，同时MACD显示底背离，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创业板指随即开始触底反弹，走出一波45度向上的中级别反弹走势，至今最高涨幅达到8%。目前来看，这一波上涨走势并没有出现终止的迹象。

九转指标不仅能够对指数行情进行研判，帮助我们选择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建仓和离场。更加能够帮助我们在个股上进行波段炒作，通过九转与其他技术指标的相互验证，完美把握个股波段的买卖点。

▲亚星化学2016.1.4~2017.2.12走势图

上图为亚星化学股价走势，在期间形成了6次9转结构，每一次九转的出现都预示着股价发生了反转，虽然亚星化学相对于16年1月4日股价不仅没升反跌，但是通过九转序列进行波段炒作，收益相当可观。

使用范围

九转作为一个市场上稀有的择时技术指标（不同于Macd、KDJ、W&R、筹码指标等，滞后性很强），大概率能够捕捉到个股在低位或者高位的转折点。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九转指标只适用于指数和个股的震荡市、弱牛市以及弱熊市。而当股价或者指数处于大熊市和大牛市期间，九转的指向性就不是很明确了，此时应该结合市场情绪、基本面以及其他指标来对当前的走势进行研判。

注意事项

1.九转作为技术指标，并不能完全武断的以此为买卖股票的判断基础，而是应该结合基本面、其他技术指标来进行综合分析。

2.在股价的强势上涨（下跌）过程中，可能连续形成上涨（下跌）9结构，这个时候应该转变九转的使用策略，将首个上涨（下跌）9结构视为强化行情启动（下探）的信号。

3.九转技术指标叠加底背离（顶背离）等信号来进行二次确认，更加能够确定趋势的反转。

 

来源：同花顺

 

Tom Demark

技术分析领域内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许多有才华的分析师和交易员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如知名的威廉指标便是由全球公认的顶级交易员 - 拉瑞·威廉姆斯创建。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不算知名的市场技术人员也根据个人的交易经验和技巧，开发了属于自己的指标。

今天的文章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交易员汤姆·德马克（Tom Demark）创立的同名指标。他一直是交易市场的狂热学生，也是DeMark Analytics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多年来，德马克开发了许多趋势分析工具，并通过他撰写的几本书与较大的交易社区共享了该工具。本文将深入探讨德马克的一些较流行的作品，并以实用的方式向您展示，以便您可以将这些想法纳入自己的交易程序中。

汤姆·德马克指标

德马克指标可用于分析市场趋势。 德马克交易策略还可以帮助交易者评估趋势的当前状态以及可能的耗尽点。事实证明，就发现趋势的终点而言，德马克分析非常有价值。趋势精度的这种结束也可以为开始新趋势提供优势。因此，使用德马克研究的外汇交易者可以以逆势方式和趋势追踪方式将其合并。

事实是，德马克指标（简称TD指标）在外汇交易者中并不广为人知。大部分外汇社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研究。原因之一是与MACD，RSI，随机指标等其他指标相比，关于德马克指标的信息并不算多。

TD指标用于深入的趋势分析，可以根据当前趋势的健康状况为交易者提供不同的信号。根据使用的指标，德马克分析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个对交易者提供最大价值的指标，即：TD趋势线（也称为德马克趋势线）和TD序列（也称为德马克序列）。

TD趋势线

我们将采用的第一个策略是TD趋势线。它相当简单，但是一旦交易者了解到如何应用它，它就会变得非常强大。让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图表，并密切注意图表上的标记线：

TD趋势线指标基本上由两条线组成。上线是看跌的，并且经历了价格动作的两个最近的最高点。下线是看涨的，它连接了图表上两个最近的底部。在此示例中，价格行为被压缩在这两条聚合线内。

根据所使用的TD趋势线指标的类型，它可以为您动态生成并自动绘制两条线。这里使用的指示器仅用小圆圈标记了相应的顶部和底部。然后，我可以使用这些数据点自己构建TD线。你合并的类型将取决于你的交易平台和个人偏好。

此外，TD趋势线指标的某些变化还将在当前价格走势的上方和下方绘制其他线条。这些可以用作潜在交易的目标。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但首先让我们了解实际的TD线信号。

我们从“TD趋势线”指标获得的信号非常直接。本质上，我们正在通过绘制的两条线之一寻找价格突破。如果价格突破看涨方向的上限，则出现买入信号。如果价格在看跌方向上跌破较低线，则出现卖出信号。

现在，让我们逐步了解基本的德马克趋势线交易策略，该策略结合了入场点，止损和目标点位。

• 入场点

如果价格突破上趋势线，那么交易者将开设多头交易。相反，如果突破是通过的下趋势线，那么交易者可以建立空头交易。

• 止损

如果做多，可以将止损单放在趋势线的下方。反之亦然

• 目标点位

如果你使用的是更复杂的德马克趋势线指标，则图表上可能会有被标记并建议为潜在目标的水平。如果你的图表中没有此功能，或者更喜欢自己管理平仓，则应该在突破后观察下一个支撑位或阻力位，寻找潜在的出场点。

德马克趋势线交易示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TD趋势线交易示例。请参考下图。

这是英镑/美元的30分钟图。蓝线和红线表示德马克趋势线。

价格突破上线（红色）时出现买入信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寻求执行多头交易并通过止损订单保护头寸。止损可以放置在下方的德马克线之下。

图表顶部的紫红色线标志着图表上最重要的近期顶部。请注意，两条德马克趋势线正在压缩价格走势，并且我们预计此合并会导致波动性扩大。随着突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最新的重要阻力位得到了测试，这正是发生的情况。

TD序列的应用

我们将讨论的第二个德马克指标是TD序列。这项研究稍微复杂一点，需要更多的实践才能成功地在实际市场条件下应用。 TD序列在图表上添加了各种数字。这些数字位于图表上日本烛台的上方和下方。仔细观察，大家会发现这些数字大多数不是随机的，而是从1开始按升序排列。

上面看到的是价格图表上绘制的TD序列指标。该序列指标表示与当前价格趋势的运行状况相关的序列。但是，TD序列是如何构建的？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初始起点标记为1。更具体地说，对于牛市走势，当价格走势收盘价高于四个时段前的收盘价时，绘制“ 1”。然后在下一个柱形上，当价格走势收盘高于四个时段前的蜡烛收盘价时，绘制“ 2”。此规则适用于所有后续标准。

当价格走势收盘价低于四个时段前蜡烛收盘价时，看跌价格移动的“ 1”被标记。然后在下一个柱形上，当价格走势收盘价低于四个时段前的收盘价时，绘制“ 2”。此规则适用于所有后续标准。

TD看跌/看涨信号

假设我们有一个看涨的趋势。价格一路上涨，我们得到了相应的TD序列号：1、2、3、4、5、6、7，依此类推。

当TD指示器顺延到数字“ 9”时，会出现看跌信号。这意味着价格行动已经关闭了9个连续的蜡烛，其中每个蜡烛的收盘价比4个周期之前的蜡烛高。如果蜡烛8和9的高点超过蜡烛6和7的高点，则信号会更强。

在交易者确认这种形态时，很可能意味着几个会开始向看跌方向上回调。在确认标记为“ 9”的蜡烛后的前四支蜡烛中，最有可能看到回调强度。TD看涨信号的表现则与其相反。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了解此策略下的入场点、止损和止盈目标位该如何选择。

• 入场点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看涨的趋势。然后，我们将需要获得九个连续周期，每个周期的收盘价要比前四个蜡烛的价格高。在得到数字“ 9”时，你应该在该期间结束时做空市场。

• 止损

您应该将止损设置在当前看涨趋势的最后高点之上。但是，请确保保持相对距离，这样头寸将能够应对反转点上出现的任何增加的波动性。

上图很好地说明了止损与看涨趋势内的“ 9”信号有关的位置。 交易者要做的便是确定该形态的第九根蜡烛，然后做空市场，在距入场点相对距离处设立一个止损。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止损定单点位过于紧凑，则由于转折点波动性增加，可能导致提前过早止损。

由上图的欧元/美元1小时图中可以看到红色和蓝色小数字与从“按顺序分配”指标得出的值相同。该图表具有看涨趋势，我们将密切关注随之而来的看跌的TD序列信号。

注意图表上的黑点。它们在图表上显示了看涨趋势的1-9序列。当图表上印有数字“ 9”时，出现卖出信号。止损应设置在高于此高度的相对距离处。

如你所见，下一根蜡烛看跌，蜡烛主体过短，形成了看跌的Pin柱形态，本身就是即将下跌的预兆。请注意，由于我们将止损设在距离“ 9”高点不远的合理位置，所以我们能够应付最终的上行推力，该推力承受了巨大的卖压。建议交易者在接下来的第四根蜡烛的末端平仓，获利退出。

德马克指标可用于分析图表上当前趋势的状态和健康状况。TD趋势线和TD序列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大家不妨一试。

• ：《号称“预言帝”的策略：以趋势线为核心的德马克交易策略》

上一篇：中创信测股票(中创信测是国企吗)

下一篇：水利建设概念股(水利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