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权代持纠纷的处理原则

第一，对于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采取内外区分原则。

▪ 二是区分股权代持协议中的财产关系与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外部性较小，法律通常不干涉其权利处置，主要注重合同的相对性；而身份关系影响协议主体之外的第三人，如公司、其他股东之权利行使，外部性强，故身份关系即股东资格仍应遵循公司法中有关组织体的规定。

第二，通过甄别所规避的法律规范的性质，来确定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范围。对于刻意隐瞒自己的特殊身份，规避法律、法规乃至纪律规定，进行股权代持的行为，实务中主要表现为公务人员通过股权代持的形式参与经商办企业，特定行业监管人员、中介人员通过股权代持形式委托他人持有监管或服务对象的公司的股份以规避有关身份隔离的法律法规及纪律规定，境外人员通过股权代持的形式持有境内属于外资限制准入领域的公司的股份等等不同形式。当然，也可能仅仅是基于人合性因素，为避免无法合作而又希望实现投资目的，而委托他人立于前台，事实上并不违反监管和纪律规定的情形。对于前面所列的涉及规避现行规范而委托持股的，应立足于其所规避的规范性质进行判断，即看其是否属于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进而确定股权代持股权协议的效力。

（二）对“其他股东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的理解

（三）涉股权代持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纠纷处理

与股权代持相关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主要涉及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需处理逾越合同的相对性、公司的独立性之后的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如系争股权被执行时，实际出资人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支持？实际出资人的债权人诉讼保全、执行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名义股东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否支持？

解决上述问题，是仅强调按公司材料进行股权归属的形式表征判断，还是要从股权代持内核，审查各类民事主体的实质权利分配？这其中虽然有价值判断的成份，但重点还是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妥当定位。核心在于认定实际出资人是否足以成为排除针对“名义股东名下系争股权执行”的案外人。实践中，常见以下两种情况：

▪ 情况一，实际出资人以股权代持协议明确其享有系争股权投资权益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股权代持协议是其与名义股东就系争股权的投资权益所作的约定，其约定的对象系股权上的财产权益，指向的客体与股权并非同一，在属性上是债权，故不构成排除名义股东之债权人启动执行行为的充分理由。

▪ 情况二，实际投资人以其已获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有权请求公司变更其为股东为由，请求排除执行。对此问题，从程序法上看，“请求变更股东”与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并不契合；从实体法上看，在股权属性、查封性质、信赖保护等诸多方面，均应得出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事后变化不能对抗事前之外部善意的公司债权人的结论。

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执行程序中公权力的介入考虑，一旦启动执行，实际出资人主张变更股东记载，已有执行债权人与名义股东之生效债权已介入，不单纯是公司、名义股东、实际投资人间的关系。从交易相对方的合理信赖保护看，实际出资人通过代持协议造成权利外观与实际不符，有其过错，优先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妥当性存疑。最后，实际投资人在股权代持协议中，仅有股权代持意思没有变更意思，若经其他股东同意产生超越原代持之意思，是否可直接赋予“变更股东”之意思，还涉及公权力介入程度之正当性。

（四）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问题

民诉法第56条旨在统一解决同一争议事实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纷争，又要保障受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的权益，故事前应由法院依职权通知义务人参加诉讼之程序安排，事后又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利权利救济。

就第三人撤销之诉而言，第三人非因可归责的事由而未获得参讼机会，又要接受对其不利的裁判结果拘束，无异于剥夺其诉讼权、财产权；又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另行诉讼之机会，实定法背景下多出现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实际出资人是否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需落实于民诉法第56条第二款“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界定标准上，再予以外延上的明确。

在实际出资人能否参与第三人撤销之诉问题中，拟参加的“名义股东就系争股权与他人之争议”又可区分为名义出资人与公司、与股东间的纠纷，和名义出资人与公司、股东以外其他人的纠纷两大类。前者，纠纷本身是围绕“股权”为中心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争议就被该诉讼标的指向范围所覆盖，属于与该审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若非因实际出资人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后者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基于合意产生的代持，与名义股东与公司之外部人分属两个法律关系，也非同一争议事实，就裁判结果发生的是经济关系，而非法律关系，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另外，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还有防止诈害诉讼的制度目的，若实际出资人系该名义股东与公司、股东、其他人串通诈害的被害人，自应赋予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

（五）关于股权让与担保及其中的股东权利、义务与责任

▪ 第一，债务人或第三人（股权让与人）与债权人（股权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居多）或者让与担保合同，约定让与人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受让人作为对债权人债权的担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或债权人无需支付，或为配合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虚构股权转让对价。

▪ 第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主要是将进行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变更股东登记，由受让人成为目标公司股东。

▪ 第三，在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可以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回购让与的股权，或者约定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后，以“主债务数额+附加利息”的价格回购股权，以便使得股权在债务清偿后得以回转。

首先，让与担保权人与担保人的对内关系上，受到限制的仅是让与担保权人对股权的行使，而非股权享有。换言之，让与担保权人行使股权需要受到合同约定的限制，即在当事人对股权行使有约定场合，让与担保权人依据合同的约定行使股权。但从性质上看，此种限制为权利上的负担，并不对股东资格产生实质的影响。

其次，让与担保关系中对让与担保权人处分股权的限制，一般不产生对外效力。由于限制股权行使的让与担保合同具有相对性，并不产生约束第三人的效果，善意第三人可以依据外观主义主张信赖保护。

让与担保权人与第三人设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公司法第 32 条第三款，对第三人应负信赖保护义务。如让与担保权人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除非让与担保权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利益，否则担保人不能以股权转让目的限于担保进行抗辩，阻却善意第三人取得股权。

在第三人与公司建立债权债务关系场合，依照公司法第28条等规定，该善意第三人可以向让与担保权人主张，基于其股东身份而对公司承担的各项义务和责任，进而承担对第三人作为公司债权人的派生责任，如其作为清算义务人怠于清算，对公司债务的相应赔偿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此同时，应当注意，鉴于让与担保权人继受让与担保人的股权，其是基于主债权人而成为让与担保权人，应视为对价支付，为此不存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定的受让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