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智慧城市概念)

2023-06-10 04:22分类：看盘技巧阅读：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汪玉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对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智慧城市治理现代化呈现出新方向

2008年，美国提出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的概念。2010年美国IBM公司提出《智慧城市愿景报告》。2012年中国建设部提出94个智慧城市示范。2013年以后，中国多部委联合整体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智慧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呈现出以下方向：

一是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三化方向”，即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每个城市都有具体目标，比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城市高水平运转、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不断解决城市发展运转中的难点和痛点。

二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主要包括三方面：人本性、公共性、协同性。从人本性来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城市来讲，以市民为中心，这是我们执政党的立党之本，要提高老百姓的便捷感、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公共性是指城市治理是有边界的，主要在公共领域，比如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公共服务等等。协同性是指城市治理的政府部门需要和社会、市场、公众紧密融合、协同治理。

智慧城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要有问题导向、问题意识，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多方面需求。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大概用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城镇化道路，成就很大；另一方面，城镇化也带来了问题，比如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大概只有19.8%，到2020年超过了60%，城市居住人口超过了8.5亿，这8.5亿当中有1.6亿属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属于外来人口。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从二元社会变成了三元社会（在城市与农村二元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流动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群体），农民群体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做出较大贡献，但在政策层面仍存在公平性问题。

二是快速城镇化给城市治理带来挑战，比如“城市病”、资源透支、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未老先衰、未富先老、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等问题。城市提供政务服务和社会协管的能力相对薄弱，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安全隐患增加，社会管理整体性比较薄弱，但群众对服务诉求越来越高，这些暴露出我国在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在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难、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等问题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也暴露出来。

三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各地的差异很大，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比如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监管服务和公众诉求还有较大差距、城市数字治理缺乏标准规划、法制滞后。

智能社会大幕正在拉开

数据治理是智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2022年9月，国务院发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到“五大体系”，其中包括“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202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对数据管理做出一系列重要规定。数据治理，简单来讲是组织对数据事务采取的行动，其核心是组织中与数据事务相关的决策权及相关职责的分配。

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数据治理能力的意义主要体现为：第一，提升公共数据治理能力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是精细治理的基础。第二，加强公共数据治理能极大地整合公共数据资源，提高公共数据的共享水平。第三，加强公共数据治理能更好地造福社会，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数据治理方面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在实现从三难、三通到三跨的目标时，数据治理成为瓶颈。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互联互通是三大难题，需要实现“三通”——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最终实现“三跨”——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政务服务。

二是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主要存在“三低”现象，即整合度比较低、共享度低、开放度低。如何从“三低”走向“三高”是我国数据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是公共数据的治理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存在部门利益壁垒。这是公共数据治理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数据对接存在多个条线。

如何提升利用公共数据进行治理的能力

提升我国公共数据的治理能力有何路径？我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统筹，防止重复建设，特别要注重改变观念，提高数据治理能力。这一工作意味投入较多资金建设大数据中心。这是公共数据治理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但需要避免重复建设。

二是通过改革加大公共数据改革的力度，提高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度。在整合过程中，要打通政府、事业单位、公共企业、部分互联网机构的边界；要打造城市超级APP，使其成为移动服务的总门户，应用场景的集结地，政府、市场、社会的大平台，便民利民的大通道。当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在打造超级APP，极大地方便了公众，提升了数据治理的能力。

三是要制定严格的制度，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其中要处理好公共安全与公共数据开放的关系、处理好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处理好公共数据开放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文件已出台，如何在公共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新的课题。

四是在实践中探索将部分公共数据资源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开放，实现双赢。当前公共数据交易已得到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公共数据资源的交易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推动了企业进一步利用公共数据造福社会；与此同时，还要推动部分公共数据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也是新的课题。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智慧城市一词较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以“智慧城市”命名的产业技术协会组织，其主要侧重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展示，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智慧城市有很大区别。

1992年，美国有十多个城市兴起过智慧增长运动，主要是环保主义者发起，强调土地的集约使用，经济重要性让位于环境和生活方式。

1999年，亚洲的新加坡等城市兴起了智慧城市建设，旨在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推进产业升级和交通智能化管理，解决以上提到的各类城市病问题。

2007年10月，欧盟在《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率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创新构想，从智慧经济、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公众、智慧居住、智慧管理等六大坐标维度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框架设计，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较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2008年11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裁彭明盛(SamuelPalmisano)在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上作了题为“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的演讲，正式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两个月后的2009年1月，彭明盛在美国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向当时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构想，并进而提出以互联网技术为技术引擎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对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9年11月，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撰写了《智慧城市》一书，指出智慧地球的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的交互方法，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该书提出了智慧城市应具备的六大特点:一是灵活，能够实时了解城市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并能适当、实时地部署资源以作出响应;二是便捷，远程访问“一站式”政府服务，可在线或通过手机支付账单、学习、购物、预订和交易;三是安全，更好地进行监控，更有效地预防犯罪和开展调查;四是更有吸引力，通过收集分析数据和智能信息(例如客流和货运) 来更好地规划业务基础架构和公共服务，从而创造更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以吸引投资者;五是广泛参与合作，实现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常规事物的整合以及与其他私营机构的协作，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六是生活质量更高，越少的交流拥堵意味着越少的污染，降低交流拥堵和服务排队所浪费的时间意味着市民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更少的污染和更完善的社会服务意味着市民可以拥有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2009年起，中国的南京、宁波和上海等城市先后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的第18章“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第二节就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智慧城市”进入中央和国家正式文件中较早的例子。

作者：王世伟（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编辑：于颖

关于智慧社区、智慧城市信息资讯内容实在太多了，什么智慧城市？什么智慧社区？他们给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及未来是否是发展趋势？

什么是智慧城市

现代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鼓励和支持，十二五期间将有500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始智慧城市建设。许多城市还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以提高城市的效率和竞争力。

智慧城市，按照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是基于对一般信息的综合感知和互联，实现人、物、城市功能系统之间无缝连接和协同联动的智能自我感知、自我适应和自我优化。以这样的方式，对政府服务、商务活动、民生、环保、公安等各城市的需求进行智能优化和及时响应，形成可持续发展、便利、高效、高效的智慧城市。

为什么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推动智慧城市逐步形成的驱动力有两个，一个是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代表信息技术，二个是在知识社会环境中逐步培育的开放型城市创新生态。

前者是技术创新的技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

可以看出，“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概念，它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描述，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现。 “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管理和运营体系的巨大变革，开启了物质城市的新视野，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调控手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调控提供了有力工具。此外，“智慧城市”将更好地体现现代城市“信息处理中心”的功能，这意味着城市的功能得到充分实现，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可以得到更好的促进。随着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智慧城市”开始走进我国人民的生活。

什么是智慧社区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所以它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智慧城市概念的继承、发展和实施。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所涉及的虚拟政府、公共服务和安全监控系统的延伸。

如果智慧城市是基本，那么智慧社区就是构成这些面、点，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它是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社区家居、社区物业、社区医疗、社区服务、电子商务和网络通信整合成一个高效的信息系统，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高效、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实现生活、服务的计算机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基于大规模信息智能处理的新的管理形态社区，是面向未来的新的都市部(社区)形态。

智慧社区的建立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中有三个主要进步

一、以社区为单位进行数字化、智能化，逐步实现全市的智能化。

二、通过建设智慧社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提高政府的治理形象和效率。

三、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和智慧社区大数据应用，将大数据与政务系统联系起来，全面推进社区服务，彻底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减轻政府的生活负担，使智慧社区由以技术为主向以技术为核心的转变，通过技术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更加人性化、更加智能化。

海盟高科 - 专注于政府信息化建设，微信公众号：海盟高科

随着2015年“城市大脑”基于互联网大脑模型的定义被首次提出，近年来，“城市大脑”成为城市治理和前沿科技产业关注的热点，各省市纷纷推出了“城市大脑”或“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刘杰教授指出，各地在实践中要厘清“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的概念，避免对新概念产生错误认知，并警惕新概念在实践中可能引发的操作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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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的概念起源

时任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市城市大脑总架构师的王坚在2016年4月向浙江省杭州市提出了“城市大脑（City Brain）”的概念，使得城市大脑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不过，至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少有提及城市大脑的，大多仍称智慧城市。

王坚院士认为，在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传统资源稀缺且依旧很重要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未来城市发展尤为重要的新的要素，即数据资源。“城市大脑”就是未来数据资源时代融合了算力和数据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市级的中枢系统、部门的系统和区县的平台、各级的数字驾驶舱以及不同的便民服务场景等四个最重要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以使得城市的数据资源系统地服务于城市的运行。王坚院士对城市大脑的定位，一方面强调了数据作为城市运行的资源要素，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城市治理体制中常见的条块分割等现象，强调了系统构建和应用的整体特性。因此，“城市大脑”概念的提出有着我国城市治理的鲜明特色。

“智慧城市（Smart City）”概念源于IBM公司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理念，“智慧地球”的本意是应用传感器等装置的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人类社会与道路、电网、建筑和机器等物理系统的整合，使人类能以精细和动态的方式智慧地管理生产和生活状态。这一理念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缓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从而为世界各国所接纳，就具体地应用在了“智慧城市”发展之中，并且，“智慧城市”部分替代了早先的“数字城市”的概念。

由“城市大脑”和“智慧城市”概念的发展可见， “城市大脑”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多地属于智慧城市中的管理与决策系统，其强调的数据资源依然来自构建智慧城市的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城市大脑”不是智慧城市的升级版

其实，智慧城市的概念发展至今已经逐步成为全球公认的一个术语，并成为众多城市政策制定、规划管理和发展战略的主要范式。例如，美国政府提出了“智慧城市挑战（Smart City Challenge）”，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智慧城市框架”并资助了“智慧城市解决方案（Smart City Solutions）”，城市国家新加坡设立了直属总理办公室的“智慧国家和数字化政府办公室（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并提出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印度政府制定了“智慧城市使命（Smart City Mission）”，等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重点分析在2018-2019年度世界智慧城市政府报告排名第二位、2019 IMD智慧城市指数排名首位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实践。新加坡以《智慧国家（Smart Nation）》方案为引领，其目的是“通过技术改变新加坡（Transforming Singapore Through Technology）”，而这个技术明确就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的数字技术。其目标主要是建立三个支柱：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包括了国家战略项目、交通、电子政务、城市生活、健康、创业与商业等六类智慧国家新方案。其中，“数字经济”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保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对行业进行数字化建设以提高业务效率，为新加坡人民创造新的、良好的就业机会。“数字政府”蓝图（DGB）是2018年6月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政府各部门数据和技术的使用，该蓝图阐明了数字政府的愿景是“以数字为核心”和“用心服务”，设定了不断更新的相关绩效指标（KPI）来衡量数字化的进度。其中有两个KPI值得一提，一个是至少70％的合格政府系统到2023年时使用商业云计算，另一个是跨机构项目的核心数据融合和共享所需的时间不超过7个工作日。“数字社会”以包容性为目的，即要确保所有新加坡人都能获得可以改善日常生活的技术，并为人民提供安全的和自信地使用这些技术的技能和专门知识，以与世界联系并享有平等的成功机会。

针对用户使用政府服务，新加坡数字政府制定的指标是到2023年确保有95%的政府服务提供端到端的电子选项，即用户不必亲自到现场，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就能完成手续，这个指标到2020年末已经达到了94％，并且所有20个部委都已提交使用人工智能（AI）的计划。对此，86％的公民和77％的企业表示对政府数字服务“非常”或“极其”满意（至少5分，满分6分），达到了自2012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好结果。为用户提供端对端的服务需要后台的政府部门之间事务处理的无缝连接，同时需要系统的整合和集成。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在智慧城市系统中优化了常见的政府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

对照上海市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其确立的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三大项目与新加坡智慧国家方案中的三个支柱本质上是一致的。尤其是政府以数据驱动流程再造，践行“整体政府”服务理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逐步实现城市可视化、可验证、可诊断、可预测、可学习、可决策、可交互的“七可能力”，使城市更聪明、更智慧，使市民人人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治理者、使用者、获益者，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等等。这些指导思想与具体的内容其实也是与新加坡智慧国家方案不谋而合的。

《浙江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行动方案》中提出了“强化‘城市大脑’与政府数字化转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工作的一体化统筹推进”等基本原则，以及“基于政府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城市大脑’通用平台”等任务。由此可以理解浙江省将城市大脑、政府数字化和智慧城市并列为三项工作，并且在突出“城市大脑”概念的基础上要求“一体化统筹推进”，即在智慧城市系统架构中，突出“城市大脑”通用平台。

《浙江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行动方案》定位是支撑经济、社会、政府数字化（与新加坡的智慧国家方案中的三个支柱目标一致）转型的平台，具体包括了基于“城市大脑”的政府数字化基础性应用以及交通、平安、城管、经济、健康、环保文旅、未来社区和其他领域的重点应用，主攻政务管理、城市治理、群众服务中的“痛点”。因此，从应用目标、数据来源和应用领域看，“城市大脑”的主体仍然是“智慧城市”，但是整个方案突出了平台的人工智能感知、分析和决策能力建设。

因此，从我国以及全球众多典型的智慧城市方案与实践来看，“城市大脑”并不是智慧城市的升级版，各地无需推倒原有的智慧城市规划方案，重砌新的“城市大脑”炉灶。

“城市大脑”没有改变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构

就智慧城市概念的内涵而言，通常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创新理念，将城市的各类物理的和治理的系统打通，以便开展服务集成，从而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治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的发展。

信息技术是实现智慧城市的关键媒介，承担着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将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各种事务及时、准确和完整的数据进行传递并且加以保存，事后仍然可用，另一个是通过对正在发生的和保存的数据加以处理，以完成相关的事务并生成城市中详细的和可测量的有关知识，用于治理与决策。因此，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元素，数据的运用也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故针对需要以及允许收集的数据，在城市中充分利用和部署相应的传感器、摄像头和其他一切能够获取所需数据的设备，以便在数据来源地一次性获得原始数据。当然，获取数据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还是运用数据，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造福所有人。

其实，智慧城市的技术框架来源于物联网概念架构，分为三层架构和四层架构两种。三层架构包括基础感知层、网络传输层和顶端应用层，其中感知层以传感器、摄像头、计算机以及智能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等技术为基础，主要承担诸如道路交通、城市治安、经济发展、个人健康等各类数据的感知和收集任务，通过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或者WiFi、蓝牙等技术构成的传输层，将感知层的数据直接传输到智慧城市技术框架终端的面向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领域的应用层。四层架构就是在传输层与应用层之间加入云计算平台、服务支持平台、信息处理平台、网络管理平台和数据安全平台等管理平台层。发展至今，智慧城市的技术框架一般都是四层架构形式。

因此，世界各地最新的“智慧城市”以及“城市大脑”等概念方案一般都会定位自身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系统与应用。分析阿里云提出的“城市大脑”整体架构，就可以发现其并没有改变“智慧城市”的架构，但是在管理平台层充分运用了智能技术，实现了智能服务支持平台，并加入了交通、公共管理和数字规划等行业引擎。和“城市大脑”类似，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等概念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有关的新概念和提法并没有改变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构，而是在应用层面加入了不同的新功能。

警惕智慧城市建设中新概念的认知误区

“城市”既是一个行政地域概念，也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的方式，特点是居住的成员主要是各种非农业人员，并且具有相当高的人口密度。城市是按人类的意志和愿望，集中人类最高智慧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开放的，须由外部不断输入生产和生活必需的资源和能源，人是这个系统的核心，人的经济活动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角度看，当今的城市最突出的本质和最主要的规律就是集中度高，面临着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城市病的挑战，仅仅简单地通过改善城市治理方式已难以应对，需要组织和实施根本性的变革解决方案。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及其相关的应用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有用工具和方法，也为城市的政府、市民、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造了组织和参与城市治理变革的更多机会。“智慧城市”就成为全球各国所选择的一种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案，也成为世界各国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

由于智慧城市等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还很短，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各省市都还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案和结论，甚至连概念都不尽相同。然而，虽然技术在变化，但是城市的本质并没有变，技术依然应该是让人们可以在城市中的生活更美好，智慧城市也应该让城市治理更加“以公众为中心”。

不过，概念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与城市以及城市治理本质不一致的概念。

“城市大脑”就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人的大脑。人的大脑是人体神经系统中最高级的部分，是思维、意识、精神、语言、学习、记忆和智能等高级神经活动的器官，感知并主导人们机体内的一切活动过程，并调节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平衡。王坚院士在TechCrunch 2018 国际创新峰会上就提到：“很多人在听城市大脑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是模仿人的大脑，这一点有失偏驳，‘Brain’这个词不是人类专属的词，因此，City Brain 就是一个城市的大脑，和人类大脑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如果真的以“人的大脑”的思维建设相应的城市治理应用系统，虽然一方面会提醒建设者注重系统的智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误导建设者企图建设一个承担“指挥身体所有行动”的“大脑”出来。在实践中，个别地区就是以“城市大脑”的名义规划建设所谓的“神经系统”，要求获取市民、企业的各种实时数据，美其名曰“可以把握全局，及时做出决策”。如此做法，随着系统的逐步深入和完备，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人们在一个透明的环境中过着被规划好的生活，从事着难以有创造性的工作，政府也会成为技术官僚机构，失去了城市是“人群的开放的生态系统”这个本质。

结语

常言道，“道者，器之先”，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是我国“智慧城市”这个“器”的建设之“道”，城市的发展与管理越来越需要能够事半功倍的“智慧城市”这个“器”。因此，智慧城市的规划、投资与建设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需要运用一些新的概念作为创新引领，各种概念应该相互借鉴、融合，但也要避免重概念、轻内涵。